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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中国城市中，成都是最早被冠以“同志之都”的城市。据说最早，这一称呼源自同志网站淡蓝网发起的寻找中国“gay都”的讨论，成都与重庆呼声最高。作家西门媚写道，“成都是个同志之都，全国有不少的同志因为这里的宽松包容氛围移居至此。这是成都值得骄傲的地方。”她向媒体记者们谈起这一点，但从没人愿意写出，一是因为同志话题的敏感性，二或许是因为记者们很难判断，这究竟是城市的优点还是缺点。

事实上，虽有“同志之都”的名声，但成都并不是中国最大的LGBT之城。五款热门同性社交软件的百度指数显示，成都的搜索指数虽然居于全国前列，但都落后于北京和上海。2017年，德国网站Nestpick列出全球100个最受LGBT欢迎的城市，大陆也只有北京上海两座城市上榜，其中，上海排名第89位，北京排名正好是第100名。

当然，数据只是打开城市的万千把钥匙之一，一个人的主观感受，例如温度，感动，空间或尊重，并不在简单的统计数据里。过去的这个四月，我在成都接触了多位性少数者，有成都人，也有生活在成都的外地人，有些人在生活中伪装成异性恋，也有人不仅公开出柜，还创办公益组织，致力于为LGBT群体发声。

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拼凑起来，我想，我看到了生长于这座城市中的彩虹一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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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异性恋吗？”还没等我发问，她先这样反问我。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她开玩笑说，前路坎坷。

来成都读了大学之后，C决定在此定居。生活中，她从事教育行业，而在互联网上，她还肩负另外一份职责：管理豆瓣小组“Les成都”。小组创立于2008年，是豆瓣上最大的地区性LGBT小组。17000多名成员，证明了成都LGBT文化的旺盛。然而，C并不是小组的建立者。“是我前女友，”C说，“她跟我分手之后黯然离组，把组甩给我了，她创建这个小组时只有15岁。”从那以后，C把小组当成这份感情的纪念品，一直维护至今。

在15岁就清楚自己的性取向与众不同，那名女孩早熟的身份自觉让我惊讶。这让我想起另一位成都男孩Y，出生于1991年的他，“小学就明确知道自己是什么。”除了父母，Y已经向所有人出柜，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压力重重。他到一家新公司，上班第一天，有女同事问他，“你是Gay吗？”“是啊是啊。”“哦，那我们做好闺蜜吧。”

联合国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，中国的性少数群体，只有5%愿意完全出柜。

在出柜问题上，C的答案略有不同，“亲密的朋友都知道，在父母面前展示的形象是清高自傲眼高于顶的大龄女青年，在同事面前假装有男友。”当我问为什么不会像同事出柜时，她说，因为同事不重要，没必要掏心掏肺。

“如果我在新媒体行业应该会直接出柜。教育行业，还是算了吧。”她补充。

L是武汉人，读大学时，他逐渐发现自己对女生兴趣索然，但他并未公开，甚至还交过一个女朋友。毕业后一次工作调动，L从武汉来到成都，在远离了故乡的社会关系之后，他很快决定，向这座城市出柜。我们见面时，L已在成都生活工作了一年多，有自己稳定的感情生活，用行动证明了成都那句赫赫有名的城市宣传语：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。

在我接触的受访者中，每一个人都表示自己是“半公开出柜”，他们不介意朋友知道，即便一些人会对同事有所隐瞒，但也是出于不愿，而非不敢。从社会生活的维度，他们轻松自由，压力很小，加上他们普遍有较好的受教育水平，在物价不高的成都生活，几乎成为一件毫无门槛的事情。

不止一个人向我推荐了这样一支视频：蒙着彩虹色眼罩，两名年轻人站在成都街头，面向熙熙攘攘的人群张开双臂，白色T恤上用双语写着他们的渴望——“我是同志，你愿意拥抱我吗？”

这是成都同性恋群体的一次街头实验，实验过程被浓缩在一段六分钟的视频里，记录了他们收获的来自各色人等的五十多次拥抱。视频在网络上一度火爆，创造了20余万次的微博转评数据。虽然拍摄视频的时间是一年前，但在我接触的LGBT群体中，仍不止一个人提起它，以此佐证这座城市对他们有异乎寻常的包容。

这或许便是成都被称作“同志之都”的原因所在，它通过一个又一个拥抱来获得认可，正如1200年前欢迎杜甫那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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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月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在“圈内人士”的带领下，从太古里步行前往天仙桥，那里有成都最著名的Gay吧和Les吧。

酒吧在二楼，一楼是成都特色的中餐馆和烧烤店，时间虽已过九点，但仍有人在等位。穿过这层喧嚣，沿着停运的扶梯拾级而上，两家酒吧并列在视野尽头。天井为这里分出左右两条通道，它们略显破旧，分别指向不同的酒吧。隐隐然我竟产生一种感受，仿佛通道产生了性别属性，在指示我们男左女右的基本规矩，只不过在这里，规矩是男右女左：右手边是Gay吧“MAX”，左手边是Les吧“蜂王”。

我们从MAX酒吧的后门溜进去。酒吧不大，昏暗中透着粉红色，桌椅似乎是专为两人对谈而设计。酒吧里并不全是男客，其中也有三三两两的女客，甚至还有一男一女的组合。“圈内人士”告诉我，这是因为女性们知道，这里的人对她们没有兴趣，在Gay吧里她们不容易受到打扰。当然，其中也不乏慕名而来的观光客。

MAX酒吧旁边，是Les酒吧“蜂王”。碍于身份，我们没有进去，只是在门口拍下了观光照。在蜂王酒吧门口，我注意到两男一女在聊天，女孩短发，穿一件背心，露出手臂上的文身，不知怎么，让我想起《因为爱所以爱》时代的谢霆锋。

MAX，蜂王，加上开在附近的休闲中心MC Space，被称为“金三角”，它们组成了成都最著名的同志活动区域。2010年，天府早报报道了一场男同婚礼，婚礼举办地就是“天仙桥附近的一家酒吧”，在婚礼现场，上百人自发前来，为年龄相差20岁的新人送上祝福。

事实上，若论资历，Les酒吧“月恋花”，比“金三角”还要悠久。“月恋花”酒吧在2002年便开始经营，风风雨雨16年，多次被迫关张，又多次重新开业。2007年，“月恋花”的创始人于是登上《鲁豫有约》，成为中国最早在电视节目上发声的女同之一。

鲜有人知的是，即便是勇敢者的发声者于是，也是与节目组签订了关于节目不在四川境内播出的协议之后，才同意接受访问。

现如今的“月恋花”，不仅是一间酒吧，也是公益组织“成都Les爱心工作小组”的根据地。她们最近的活动主题是“关爱老年拉拉”。于是在豆瓣日记里记录，有一天她在店里接待了一对专程从外地来的老年拉拉，她们都已年过八旬，但在跌跌撞撞之间，已经相守四十多年。这令于是感动不已。

在成都，和“成都Les爱心工作小组”类似的LGBT公益组织有十多家，分别致力于不同的方向。“成都同乐”致力于应对艾滋病健康危机，他们拥有9名全职人员，是所有公益组织中最大的一家；“成都米尔克”致力于为同志群体提供心理咨询，并举办公众演讲大会Speak Out；“同心圆”定期举办类似仙子聚会的活动，鼓励成员之间传递信物，互诉心声。

（成都米尔克主办的活动现场）

自2017年开始，官方政策逐渐收紧，“超过10人以上活动就需要报备”，公益组织的活动逐渐受阻，例如，米尔克主办的Speak Out大会就已无限期停办。显而易见，在成都这座城市与LGBT群体相处的过程里，仍然不免粗粝与亟待磨合的部分，这或许已经和城市本身的特性无关，因为官方面孔在所有城市都是那样整齐划一。

除去这一点，站在个体性少数者获得尊重与空间，可以相对无拘无束经营个人生活的维度，成都依然给了他们想要的。他们与这座城市，像是被包养的情人和一位有妇之夫的关系，有妇之夫很难全面满足他们的诉求，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但在其他的生活细节上，有妇之夫会让他们生活无忧，感觉被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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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对性少数者的包容需要两道关口。第一道关口是生活空间，第二道关口才是人。
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，曾著有《公开：当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间的形成和变迁》一书，这本书的内容来自于他为期数月的田野调查，也是他的博士论文。魏伟认为，在成都，保留着同志空间在中国演进的完整脉络，是绝佳的同志文化研究样本。

在魏伟看来，城市里的同志空间，如酒吧、浴室、公园乃至公厕，虽然都很有代表性，但还不是中国同志文化萌芽的起点。早期同性恋者需要一处安稳容身的公共空间，北京的衙门，上海的洋行，广州的店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唯独成都，给出了中国所有城市里最妥帖的方案：茶馆。

清朝末年，成都街巷516条，茶馆有454家，可以说是每条街巷都有茶馆。1935年，成都市报纸刊载，城市中每天的茶客数量高达12万人，分布在599家茶馆中。这项数据相当惊人，因为当时成都人口不过60万人，除去不太去茶馆的妇女儿童，几乎人人泡茶馆。而根据成都茶楼行业协会的数据，2018年，成都保守估计有30000家茶楼，仍是全国之最。

旧时的成都茶馆有诸多区分，贩夫走卒和知识分子，一行人有一行人的茶馆。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，是养鸽人的茶馆；百老汇茶馆临近鸟市，是爱鸟人的茶馆；扛夫常聚在锣锅巷和磨子桥附近的茶馆中，而在南门外的茶馆里，则可以雇到保姆。

传统成都茶馆文化中，茶馆不仅是消磨时间的所在，更是交换信息与情报，以及袍哥处理江湖事的地方。一条街上的茶馆是区域中心，它可以是情报站，可以是贸易市场，可以是人才中心，也可以是梁山上的聚义厅。这样的文化背景下，茶馆在喧闹之下总是静水流深，装得下各种隐秘。

成都茶馆总量大，社会功能复杂却又分类清晰，是同志茶馆得以出现的城市文化背景，同志群体想在这里发展属于自己的空间，一点都不困难。青羊宫附近的茶馆，虽不是专为同志人群而开，却因同志在此社交而被强行赋予了这样的功能意义，现如今，碧云轩茶馆，白果苑茶园，也是非常出名的同志社交场所。在茶馆这一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里，成都培植了中国相当早期的LGBT文化萌芽。

网络时代的到来，旧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青年群体的登场，消解了成都茶馆中的江湖气。公益组织“成都同乐”的朋友向我提供了一张现在成都的MSM（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，男男性接触者）地图，从图中可以看到，当前成都主要的同志活动区域，是浴室、酒吧、会所KTV以及客栈茶馆组成的立体城市空间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成都人对消费空间的爱，从茶馆一直蔓延到了其他场所。以酒吧为例，2017年，成都拥有1855家酒吧，数量仅次于上海，但是，上海的常住人口比成都多出800万人，如果计算酒吧数量与城市人口之间的比例，成都仍然是遥遥领先的全国第一。

（来源：第一财经周刊）

从茶馆到酒吧，成都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，体现在有合适的城市空间供之活动。生活在成都的性少数者，不必像在北京那样争夺广场，也不必像在广州那样争夺公园，当城市自发协调起他们的需求，空间摩擦自然就相应减少，社会对性少数者的敌意也会因此降低。

这些消费空间仿佛九宫格火锅，把人与人分门别类区隔开来，在互不打扰的状况下，距离便产生了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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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魏伟对城市空间研究的思路，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推导。归根结底，茶馆或酒吧都是商业场所，哪怕消费不高，却也代表着一种衣食住行之外的非刚性消费需求。简而言之，不泡茶馆，其实并不会对生活产生根本影响，可是从晚清到民国，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状况下，我们实在很难想象，在1935红军长征的最关键一年，成都竟然有12万人每天在泡茶馆。

试想，举国动荡之下，成都哪怕偏安一隅，却也很难创造12万个富翁，泡茶馆的，大多还是普通百姓，而这正反映了成都人的消费观：他们不是非常关心储蓄问题，甚至不是非常关心明天，他们极其愿意在精神娱乐层面做消费投资，关注过程，关注体验，尽管这让他们显得短视，或者缺乏长期目标，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。

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，李白所描写的浪漫洒脱，其实就是成都人的消费精神。受关中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素来节俭，成都式的消费观，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枝独秀。西汉扬雄说“蜀”即是“独”（“獨”），后来又有人称这里是“绝域殊方”，他们所说的并不全是城市风物，更是人的独特个性。

成都人消费的信心，可以追溯到2200年前。都江堰的修建，一了百了地解决了成都地区的粮食问题，而且沿岷江经嘉州重庆，水路可以直达江南，成都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工商业中心。常年稳定的粮食生产、丰富的贸易、加上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，带给四川人以消费的自信：天生我才未必有用，但是千金散尽定会复来。

千万不要认为我只是在说过去而不谈现在。有证据表明，成都人独有的消费习惯，一直从古代流传到了今天。2000年，成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894.27元，人均储蓄余额却只有831元，只占可支配收入的15%。这一年是国家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执行的第一年，成都地区的经济还没有产生特别巨大的变化，这种大手大脚的消费，显然颇有古风。

此后十余年间，成都人的可支配收入年年攀升，储蓄率却仍在15%~25%之间徘徊。2016年，成都市的人均储蓄余额排名全国第十三位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新一线城市中的翘楚。而与此同时，成都的奢侈品购买力却位居全国第三位。

（排队购买Chanel的成都人）

我想，正是得益于成都人独特的消费观念，成都的茶馆、酒吧、浴室等城市空间，才具备了为同志群体提供服务的基础可能，如果没有爱好消费的成都人，就不会有如此规模的商业空间总量，城市就仍然是“家——单位——公园广场”的三明治空间，在这样的城市基础上谈包容，无异于纸上谈兵。

成都人的消费观告诉我们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派，体验派。一项数据表明，成都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9.2岁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性伴侣数量也更多，无他，他们忙着体验去了。那么显然，同性恋爱也是众多体验中的一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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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许多常见问题，例如烟瘾、肥胖或者抑郁，目前都已经可以从12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基因里找到根据。事实上，一座城市的基因也是一样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乃至思想倾向，都可以从城市的历史变迁中找到答案。

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。秦汉时期，有外部移民入蜀垦荒；到了蜀汉成汉时期，少数民族流民移入川西平原；唐宋一代，成都已是文人墨客的旅游胜地，唐玄宗唐僖宗两次入蜀，带来了大量宫廷人员和手工艺人；而至清朝康熙乾隆时代，大量移民入蜀经商。康熙年间的《成都府志》记载：“四方流氓艺业贸易凑成省会。”《成都通览》则写道：“土著稀少，今之成都人，原籍皆外省也。”

如此一看，所谓成都文化，其实就是移民文化，成都仿若隐藏于中国内陆的小美利坚，是由移民汇聚建设而成的。古往今来，融合是成都的一个大主题，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成都人包容的DNA。

除此之外，本土宗教也许构成另一股影响DNA的力量。众所周知，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，时至今日，成都及其周边还有数百处道教景点。

学者白盾对道教的一番评断，我认为恰恰反映出一种我熟悉的成都人性格。他说，道教思想，其实是个“大杂拌”，道教崇奉老庄，老子思想，是小农业生产者的“安其居，乐其俗”，即鲁迅所言“先自致槁木之心，立无为之治”，简单翻译，就是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的冷漠表现；而庄子思想和老子有区别，主张“物不胜天”，“一切归于无”，即范文澜所言，“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”，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遁世主义”。

成都人确实会在一些时刻显现出他们“无动于衷”的一面。汶川地震期间，成都的夜蹄花依然人满为患，人们并没有因为大地震就忽略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而在雅安地震期间，我在清晨被震醒后急急忙忙出门，却发现广场上的大妈们已经跳起了扇子舞。

从这个角度理解成都人，说其包容似乎又不大妥帖，因为这不是包容，而是不care。除非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，否则他们不会行动，更不会为了摆无用的道德姿态而委屈自己。

社会对一种思想的评判，归根结底是社会需求决定的。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，必须努力昂扬，积极入世，道教如果兴盛，人人意兴阑珊，肯定不利于国家建设，因此自然被批评为“消极颓废”。可是，今时今日我们流行的“丧文化”，似乎正是道教思想的一种复归。

鲁迅曾经说，“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……以此读史，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。”如今看来，这一判断仍有效力。我还是想再次引用白盾先生那个词：大杂拌。也许，这不仅是道教的特征，更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特征，既是一座由移民汇成的“大杂拌”城市，既是道教这一“大杂拌”宗教的发源地，那无论什么文化，无论什么颜色，相信成都都可以拿来拌一拌。